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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大高收入城市看东北生育问题

◎作者 | 刘远举
 
◎来源 | 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已获授权
 
最近,有两个新闻。
 
第一个是,卫健委答复了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
 
卫健委表示:建议中提出“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
 
第二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省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202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和无锡。
 
这两个新闻可以结合起来看,先说结论:在我看来,放开生育,已经不是研究探索的问题了,而是应该全国一盘棋,立刻实行。
 
提升生育率刻不容缓
 
中国将在2022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届时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4%以上。
 
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左右,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这意味着,1.3个交养老保险的人要供养1个老人的退休金。
 
抚养比的快速变化,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
 
要想改善30年后的抚养比,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多生孩子。
 
用“刻不容缓”来形容,并不夸张。
 
更何况,现在不仅中国人生育愿望下降,且育龄妇女的数量也在下降。
 
情况很严峻。
 
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反而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有利于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对社会、对国家做贡献。
 
所以,现在不少地方都有一些鼓励生育二胎的政策。
 
但同时,也存在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政策体系鼓励生孩子,但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
 
于是,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一个,李家生三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
 
这次的“东北先探索”,也是同样的性质,这次不是纠结孩子生在哪家,而是生在什么地方,在东北可以生,在北上广深却不行。
 
为什么说莫名其妙,不妨从另一个规律说起。
 
向大城市聚集是必然趋势
 
关于城市人口迁徙,有一个著名的ZIPF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
 
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内,人都会向着大城市聚集。
 
ZIPF法则还有一条补充规则: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会因国家总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数量增加而降低。
 
简单说来,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会减少。
 
这是因人口变多,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变多。
 
同时,距离变大,最大的城市虽然有吸引力,但离家乡太远,人们不愿意去。
 
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多的地区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规律的。
 
但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也就几个。
 
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是一个提示。
 
202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和无锡。
 
其中,前7个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6万元。
 
这些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经济圈。
 
这其中,长三角优势突出,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都在长三角。
 
一线城市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一线城市的优势来自于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收入行业。
 
此外,一线城市的总部经济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所以,未来,中国人口注定会向这些地区聚集。
 
所以,不管是东北的孩子,还是西北的孩子;不管是李家的第一胎,张家的第三胎,他们长大后,大概率都会希望聚向少数几个地区。
 
这并不意味着东北人会过得不好
 
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了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概念。
 
收缩城市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五大湖、德国鲁尔、法国洛林等地就出现了这一现象。
 
比如最近媒体常提到的铁锈带——美国内陆中西部和偏东北部的五大湖区,这儿曾经集聚着不少钢铁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当美国完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后,这些城市的工厂纷纷倒闭,人口外流,只剩下铁锈斑斑的大门,故被称为“铁锈地带”。
 
人们习惯于将城市收缩看作是一个被动的、糟糕的结果,希望人为地去阻遏它的“衰退”。
 
但这种观念是把“城”放得比“人”重要。
 
一座城逐渐收缩,表面上是一个城的凋零,但实际上,是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去了更大的城市。
 
真正衡量人口与经济分布是否均衡的指标,衡量一个地区生活水平的指标,不是总量指标,而是人均指标。
 
人均GDP、人均收入,就是每一个人一年内的产出值、收入,这与个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收入、机会息息相关。
 
如果一个区域具有发展规模经济的条件,那么可以通过发展产业、增加GDP总量来提高人均GDP;对于有些经济禀赋不那么好的,的确,虽然人口外流不可避免,但人口的减少也使得人均GDP、人均收入有可能上升。
 
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美国是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国土面积也很大,与中国差不多。
 
它各州的人口与GDP总量相差极大,但人口与GDP两者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
 
这就是均衡。
 
在中国,这就是内蒙古。
 
传统意义上的内陆省份内蒙古,人均收入,也进入了前十。
 
这当然与内蒙古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内蒙的煤、金属矿、稀土、天然气等都非常丰富,此外还有新型的风能、太阳能资源。
 
另一方面,内蒙人口相对较少,此消彼长之下,内蒙人均收入就较高,进入了前十。
 
而且,不管是哪里出生的孩子,做的贡献都是全国的,赡养的都是全国的老人。
 
此前,人社部社保管理中心编制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黑龙江省累计结余已穿底,欠账232亿元。
 
除了黑龙江,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还有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
 
201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中央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口是流动的,在全国范围内创造财富。
 
一个东北的孩子,长大到南方打工,与一个南方的孩子,在家乡长大,在家乡工作,他们都是中国人,所创造的财富是一样的。
 
但这个财富会在国家主导下在全国范围进行再次分配。
 
所有新生儿都是国家需要的孩子
 
我们得到了两个结论:
 
1、人口不管是出生在哪个地区,第几胎,从统计上看,都会向几个城市聚集;
 
2、不管在哪个城市,都会做出全国性的贡献。
 
那么,在中国人口结构需要大量的新生儿的情况下,他们的出生地,或者说,是家里的第几胎,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
 
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
 
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小孩,就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生育问题,从总体上看,没有各地实际,只有全国一盘棋,全面放开生育应该是全国性的政策,地区探索,在逻辑上充满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东北因为人口流出就单独放开生育政策,那么,农村地区,流出人口更多,是不是更应该放开生育政策呢?
 
顺着这个逻辑,就会成为经济越落后,抚养、教育资源越差的地区,越应该多生,这与优生优育的目标是矛盾的。
 
惩罚生育还是鼓励?
 
提升生育率,并非放开政策那么简单。
 
生育意愿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社会的相关政策、公共服务、女性职业发展方面,抑制了生育欲望。
 
现在摆在首位的障碍,就是住房问题。
 
居住面积与生育行为呈强相关性,简单的说,房子越大,生育意愿越强。
 
这很好理解,孩子需要住的地方,祖辈帮忙看孩子,也需要居住,可以说,这是一个刚性条件,也是最大的条件。
 
但实际上,当家庭因为生育需要改善居住条件时,却会遭遇惩罚性的70%的首付与更高的利率。
 
“房住不炒”,顾名思义,住字在前,是前提,“不炒”是为了“住”。
 
生孩子需要更多的面积,这是一个刚需的住的需求。
 
而现在很多政策,是为了抑制“炒”,连“住”的需求都不顾了。
 
其实,生育二胎三胎的家庭,很容易证明,出生证明、孩子上户口、是最不能造假的东西,凭着这些东西,在购房上享受优惠,甚至只是正常的政策,一点也不难做到。
 
我国在新近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这个包容性,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居住条件。
 
土地为财富之母,所谓生于斯长于斯,土地同样是人口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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